还记得在九五年八月九号，我晚上刚飞抵上海的办公室，助手告诉我，台湾达一广告的Richard Huang传来一个口讯：徐一鸣在昨天被送进了台大医院，证实得了血癌，病况危殆，恐怕他已无法再为龙吟榜写文章了。
当时我心头打了个冷颤，数天前还跟PETER(徐的洋名)在电话里投诉，为何台湾广告界，对龙吟榜的反应这么冷淡，虽然催促连连，但送来的作品，无论质和量，都跟台湾这个市场的广告不成正比。PETER当时还笑说，我这个香港人，根本不了解台湾广告人，让他写篇文章，在台湾骂骂我这个天真的香港广告人，没事找事做，弄这本龙吟榜！他表示，这样对龙吟榜或许有点帮助也说不定。我对于他这番说话，似懂非懂，反正我从来就觉得台湾这个市场，是比较复杂难明。
笠日，我请助手致电台北，查问徐兄的病情，得到的回复是：「大家都已做好了心理准备。」
我是去年(1995)父亲节当了血癌爸爸，住进台大医院的。
其实，早在六月中我公司赴美加旅游时已有徵兆，只是我当时不以为意总以为案牍劳形倦乏了，想抽空多游泳跑步就行，谁知回国后越游越黑、越跑越糟！病发当晚给救护车呼啸送到台大时，血已经比正常人少了近3000cc，全身皮下渗血不止，血压低到30、60，心知不妙。第二天早上医生面告我得了血癌，没吓到我这饱受沧桑的广告人(我当时只想这下玩完了)，倒吓坏了在旁的悍妻与闻风而至的两位客户大人，(怡富投资顾问公司的章嘉玉和李挺生)病的学名是「急性前骨髓细胞性白血病」，俗称M3型血癌。有趣的是，对我开广告公司的第一个客户瑞泰人寿来说，我居然摇身一变成了他们理陪的客户，嘿！嘿！金额可是我做广告以来最大的一笔外快。
九月的一个周末，我应中国时报之邀请，到台北当世界华文广告奖的评审，事前与达一广告创意部的Richard相约好，晚上带我到医院，探望这位认识了五年多的朋友。
在时报招待各评审的晚宴上，大家才吃了一半，我便中途离席，也未顾及会否得罪主人家。在门外赫然看见跟我会合的Richard，跨下有部小摩托车，实在不好意思告诉他，我从来没胆量坐<人体包铁>的摩托车，只有硬着头皮骑上车背的后座位。
台北的街头，对外来人来说，到处都是如狼似虎的大小汽车。小摩托车在互相交错的车头灯下穿插，左右倾斜扭动，我心里发毛，手心出汗，但总不能从后面拥抱Richard 来给自己多点安全感，(这样做，既有失香港创意高手的威望，更有可能令Richard误会，我是那种喜欢狎弄年轻小伙子的老色魔。)我只好双手死命抓紧座位后的把手；那短短十数分钟的车程，对我来说，是毕生难忘的经历。
到了台大医院，我又是另外的一副心情，刚踏出电梯，便看见走廊日光室的长椅上，除了坐着徐一鸣和徐嫂嫂外，还有他的三数位学生。Peter看见我，费力地站起来与我握手，他个子比我高，但此刻看来却像个衣架子，与及一双消瘦的腿。
那时侯，他连跟我说话，也好象刘易士刚跑过一百米般喘着气。
Peter说七月中作全身检查时，也没发现什么不对劲，所以被送进医院后，当医生告知他是得了血癌，可能只多活一星期时，他愣了一下后，也只好认命了。
接受了这突然而来的现实后，基于创意人多年临危而不乱的培训，Peter开始替自己，家人，和广告公司作出安排。我强忍着心酸，觉得说一般安慰的话，是没什么意思，只有默默地听Peter继续谈他的抗癌经历：跟着的日子，Peter是靠不断输血和坚强斗志来给自己多抓一点时间的，他笑说：就这样，已快成为台湾血癌病患者生命赛跑的记录保持者了。现在病情已稳定下来，医生说他应该可以多活三个月。跟着便要看看化疗的成效。
我从来就是个感情用事的人，在这次会面，一直没有多说话，而且尽量掩饰沉重的心情，反而Peter还是保持他一贯的幽默，说在医院里，现已成为了大哥大，医生让他「想做就去做」；他知道我未用完晚饭，嚷着要陪我到外面吃豆浆油条，还说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与我见面，要好好地泡泡。看着他和坚强的徐嫂嫂，我感到自己很渺小。
九四年，当我完成世界华文广告奖评审后，我对华文广告的前景，充满了希望，就在台北飞回香港的归途，决定创办龙吟榜。
但九五年，我当完评审，从台北飞回香港时，脑海里茫然一片；人生旅途，实在变幻莫测。
说真的，我在台大的治疗过程实在是不堪回首：第一次化疗的份量虽轻，滋味却重得难以消受，斯时才深深体会苏东坡老兄「一吐为快」的真正意义！做完七天化疗后，我的白血球迅速降到谷底(当时我的白血球只剩两百，正常人应该有四千至十万颗)，全身毛发也毫不念旧地弃我而去，也就在这几天等待期里，趁项上青丝犹在，我参加了两个原本不可能出场的比稿，一个是汉来大饭店，一个是京华投信，他们现在都是达一的客户了。
第二次化疗份量是上回的三十倍，白血球从谷底到谷底的谷底(剩约一百颗)，全身因过敏而红肿，苦则苦矣，头痛发烧居然无日无之，实在是难得的经验。幸亏有国手吕明进教授暗中(台大相当排斥中医)照顾而「轻」骑过关——可叹我成了病房当时最佳男主角——两周内，体重足足减去十五公斤，两寸半腰围不翼而飞，省下瘦身美容费少说一、二十万，咳咳，好爽好爽，咳咳。
俗话说「花无三日红」，第三次高剂量化疗后让我几乎驾鹤西天、魂归道山。
今年二月五日中午急送台大隔离病房时，体温摄氏42.3度，拼命灌下2000cc温开水，仍旧浑身「热情如火」，迷糊中挨了不少针，夜半悠悠醒来，再度捡回条烂命(广告人不死，只是欠修理？)。可这一住就住了个把月，有那么一阵子白血球尽在50颗上下徘徊，夸张些说，蚊子咬下去他妈的就翘辫子了。农历新年，全家就在台大12D禁声度过，每天坐看血液检查数字踏步上爬为最大乐趣，可喜悍妻成了弱妻，稚儿倒成了健儿，相对医院外为选总统而一片厮杀的光景，这里头吞药挨针输血抽骨髓的场面平静多了。
三月初出院，恢复上班、教书，又是好汉一条！逍遥没几天，又遵医嘱五月八日再入院，九日全身麻醉抽存1080cc骨髓，为一旦复发或化疗无效时先做好自体移植的准备(骨髓有效先决条件：一年以上血里没癌细胞跑出来)，五月十日夹着蜂窝屁股出院，继续奋斗！
十二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，我与当时的未婚妻(今天的太太大人)，利用圣诞节假期，到了台北探望Peter和徐嫂嫂。那时侯，他病程继续稳定下来，只需要定期回医院治疗。原本要到他家里探望他，但Peter还是那副好客德性，坚持要到君悦酒店接我们，说徐嫂嫂会开车送他来，但见面时，车却仍是由他驾驶。
那时侯的Peter，因为经过化疗，已掉光了毛发，脸孔有点臃肿，不过人却是很精神活泼，仍然保持一贯幽默感和台北人开车的心狠手辣，(尤其是佩服他窄路突围而出的技术)。从吃台菜，到带我们买普一的牛肉干，都不停以他的病情为题说着笑话。
我的另一半，平时很喜欢吃台菜，但此刻的她，并没有多下筷。事后，她对我说，看到徐嫂嫂的坚强，Peter的积极，自己只有强忍心里的难过，哪还有胃口吃东西。
Peter说，除了治疗之外，他现在常常花时间到医院，给刚刚获知得了血癌的病人，作业余的心理辅导。自己是过来人，绝对了解那种惊变心景，他希望帮助每一位难友，从消极转为积极，去对抗病魔。听到这里，我的另一半紧握着我的手，我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，Peter跟徐嫂嫂实在令她感到自己的微不足道。
分手的时候，Peter还再旧调重提，问我俩何时结婚？还答应到时一定回到香港喝喜酒。(后来，他还是因为起行前才发现签证过了期，无法实现他的承诺。)
Jimmy(林俊明的洋名)到病房那天，我只有两百多颗白血球，照理说是不能会客的，但我实在不想老躺在床上，「有朋从香港来」便成了让太太放行的好借口！诗云「身经多难情越好，未觉人间古道沦」，的确，当我病痛最苦的时候，朋友确实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力量。像以前李奥贝纳老同事余湘三番两次亲自跑来看不说，一天到晚还送水果送书，实在让人感动不已。当然还有许多许多朋友来给我加油打气，我在此无法一一列举这些朋友的名字(有些我根本不认识)，但是我真的感激的不得了，所谓「一死一生，乃见交情」，坦白说，我这个病不知道能拖多久，眼见几位血癌病房里交的患难病友先我而去，更觉得人生无常，总希望把握机会全力做好想做该做的事，庶几乎让人家觉得自己来世上并非白走一趟。遗憾没参加Jimmy的喜宴，实在也是病呆了，订了机位却没想到自己的到港签证过了期。
经过化疗后，Peter的病有好转了，离开医院后，他开始每天上午上班，公司总是要照顾吧，我差不多每三数星期，都会在早上挂电话到台北跟Peter聊天，不过，渐渐发觉每每找不到他，因为他大多出外开会了。
就是找到他，还是要听他在电话兴奋地说，今天又拿了一个什么什么客户！大哥呀，为何你不花多点时间跟家人相聚，现在你的每一分钟都是这么宝贵，为什么还要这样拼命，是舍不得广告公司？还是必须把公司业务支持下去？再问一句：你会后悔做广告吗？
其实，除了吃健保不需给付昂贵的中药外，我在西医方面的治疗已经告一段落。只是每个月回医院门诊抽一次血，看看有没有癌细胞跑出来而已。前一阵子朋友介绍一位大陆异能师父，强调可以发功治病，我做广告这行做久了不太容易信这个，只有自求多福。
Jimmy问我为什么还在上班，我第一个想到的答案就是「不上班要干什么」。从我生了病开始，我就抱定「做最坏的打算，求最好的结果」。所以，我只要能动就不静，我只要能站就不躺，我只要能走就不坐，只要出院就去上班。我的理由其实很简单：我尽量不把自己当成一个病人，我也许就不会是一个病人了。这，就是为什么我住院时还在工作、出院时还在上班的答案。
他说我「现在每一分钟都那么宝贵」，我倒想请问他：现在的每一分钟和以前的每一分钟有什么不同呢？我总觉得，一个人要到得了血癌之后才发觉每一分钟都是那么宝贵，那他真的够悲哀了，这好象是在说：人必须得了绝症后才会发觉时间是那么宝贵，才要好好珍惜，不是很奇怪吗？我不太知道别人得血癌怎么想，至少我不是这么去想，从小到大，从大到生病，时间对我一直都是宝贵的。你可以问，问任何和我相熟一点的朋友、同行或学生，生病前我是怎么样在过日子？我是怎么样在做广告？我是怎么样在教学生？其中比较明显的不同恐怕只有说我脾气改了一些(但也只是「一些」而已，脾气本来就随着年岁在改，生病最多只是逼我改快一点)、在家时间多了一些、以及银行里原本就少的钞票更少了一些！
说到这里，我一定要纠正Jimmy大佬你一个观念：血癌是不好玩，但却不是绝症。就算是绝症罢，我也不会后悔把精力花在广告上，难道说，死于糖尿病的蒋经国会后悔把精力花在做中华民国总统上吗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在广告公司里，你一定听过「这样子铁定没救了」、「完了，这次我真的完了」、「天哪！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」之类的话，这和我在台大血癌病房经常听到的好象没什么不同，可见做广告又何尝不是另一种「绝症」？
患了病，对身体已是折磨，还要动脑做广告，对于患病后的创意思路，Peter有他一贯幽默的理论：生病后，创意思路更跨了一大步！？是耶非耶，由台北的广告人当评审员好了。
没错，生病后，创意思路确实算是又跨了一大步。原因是，一生病你脚步自然慢了，脚步一慢你时间也就多了，时间一多你想事情也就更从容不迫了。刚好，医院这种鬼地方你除了睡觉之外就只能想想事、看看书，偏偏看的(大家送的)全是些「不生病绝不会看」的书(如佛经啦！血液学啦！静思语等等)，大半年下来，化疗过程仿佛就是图书浴，本来做创意就是跟自己打仗，我本来就身经百战，今番又以战养战，回到创意工作上当然有比以往更宽的路子(此处纯属私人看法，创意思路不佳者万勿以身试法)，这阵子提案就十分顺利(也可能客户大人担心弄出人命，不敢不给面子)。总之，生大病逼我提前做了打烊收山的准备，就是现在死，也已经赚到了，更何况有如林俊明大佬等好友三番两次的关心照顾，我不加油怎么行呢？
多嘴问问Peter兄，你的客户和公司员工，在知道你患病危殆的时候，在精神和实质上，给了你什么支持？但是日子久了，这些支持，又是否有变？
说到这里，我一定要甘冒阿谀客户之嫌，借龙吟榜篇幅谢谢他们。当时，我的客户大概把我生病看成不景气的一部分，骂骂李登辉就算了，对达一倒是依旧支持；我部门当时因为缺乏较资深的员工，凝聚力显得就比较弱。不过，在达群兄领导下，台大医院仿佛成为我们的分公司，连线作业相当顺利，总算是强渡了几回关山，其中，把台北县刘盛良先生高票送进立法院算是我们在逆境中的代表作。你问的没错，对达一这种战斗型的小公司来讲，老板经常生病住院当然不太好，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度发生，所以，尽管我现在已经恢复上班，还是增聘了几位好手助阵，希望先把手上客户做得更好，未来才可能开发其他的新客户。
以前，每当我在台湾广告界面前，提及徐一鸣，他总是得到毁誉参半的评价，有说他可以算是台湾广告界的才子，但是持才傲物，树敌众多。对于我这个并不属于台湾广告圈的港巴子来说，并没有考究的必要。
我跟Peter的相识，是九零年我在香港灵狮当行政创作总监的日子，当时灵狮的亚洲网络，跟另外两个跨国广告公司网络，为一个泛亚洲区的法国洋酒客户在比稿，灵狮从各单位中，抽调创意精英到曼谷的亚太总部，集成主打部队，成员之中，只有我和比我高大魁梧的Peter是华人，其他都是不同国籍的亚洲人和洋人。抵达泰国后的晚上，我们被接待到主办单位的总经理府邸吃泰国菜，席间我与徐礼貌地互敬了X.O.洋酒。
隔天，我俩被编进同一分组内动脑，主导的亚太区创意总监告诉我，这个从台湾灵狮来的创意人很棒，但不懂英文，要我当他的翻译：但是，他们可不知道，那时侯，我这个香港广东人，讲国语一点也不成！(Peter到今天仍然觉得我的国语还是不成。)要用国语跟他沟通，我的舌头累，他的耳朵也不好受。经过数轮对应，我发觉Peter在装蒜，他的英文应该是可以的，想是他这人高傲，不原在洋人面前操英语吧。后来我索性对他讲英语，他跟我讲国语，余下的以书写补充，开始互相冲击彼此不同的创意。
慢慢地，我俩都觉得对方的创意还可以，就这样，我俩提交了数个满称心的创意，其中一个被主导的亚太区创意总监，选为可以进一步雕琢的创意之一，无独有偶，我俩在翌日都同被所属单位，紧急召回应付各自客户所引起的突发性地震。基于大家都有副傲骨子，我跟Peter自此一直保持联系。我到台北时，找他喝酒，他到香港时也找我喝酒。
想到与林俊明相识相知的经过就感慨良多！那次去曼谷有两大收获：第一次见识泰国浴和认识他。那晚由于泰航误点，我到机场时已是午夜，见到他后知道竟然有人会说(很烂的)天朝语言，安心不少，就打定第二天靠紧他不放的主意，果然一切OK，第二天晚上曼谷灵狮一位老兄带我「见识世面」，因为与林俊明不熟就没拉他去(现在碰到大嫂也比较心安理得)，可见有时候好东西还是只能独享！
此后，我们偶有往来，直到93年夏天才算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，那瓶X.O.居功厥伟！我在他那豪宅整整聊了一晚，称得上是「酒酣说剑、耳热谈天」，那晚夜凉如水，月色甚美，加上醇酒助兴，说起话来铿锵有声，至今教人难忘，抚今追昔，不免时有「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」之欢。
我很怀念那一年的仲夏夜，在我家的小露台，Peter跟我，遥望挂在浅水湾头的明月，不断交换创意心得，还喝干了一瓶X.O.呢。
愿我们快一点，可以再次把酒论广告。